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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陈寅恪热

陈寅恪从什么时候开始热起来的,实际上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但只要稍稍梳理这几十年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各种文章和出版物,就不难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后,“陈寅恪热”持续了至少二十年。

陈寅恪热起来不是因为大家都要去研究他的学说、读他的文章,而是喜欢听他的故事。正如“张爱玲热”一样,人们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张爱玲作品的价值,而是张爱玲的传奇故事。很多人总是喜欢听故事,并不喜欢研究学问。研究学问,那可是一件寂寞而辛苦的事。

故事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说起。在这之前的一九七八年,“文革”刚刚结束,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讲话如同一声春雷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同时也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终于获得了解放,尤其是老一辈知识分子,那些昔日的“臭老九”终于步履蹒跚地走出“文革”的噩梦,迎来了“人生的春天”。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八十年代,似乎一切都充满了阳光,有人形容那是一个继承“五四”精神、光大“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年代。这十个字恰恰是陈寅恪所提倡的,不过原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镌刻在陈寅恪墓碑上。

陈寅恪于一九六九年去世,何以十多年后又突然热起来?一九八三年,香港《明报月刊》刊登了余英时先生的一篇文章《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由此引来了冯依北先生的《也谈陈寅恪的晚年心境》;次年,余又发表了《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古典与今典之间》等一系列关于陈寅恪的文章,冯也发表了《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就陈寅恪“晚年的心境”进行了争锋相对的“商榷”。

后来,冯依北先生将这次“商榷”的文章结集成《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出版,收录自己文章两篇,附录五篇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一本书里,五分之四的内容是附录别人的文章,倒也少见。

这次余、冯两人的“商榷”,其动机无需猜想,他们或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有迥异的学术见解。余先生在后来的文章里说冯是大陆官方的代表,认为冯的文章的“基本上是为了表示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而写的”,而声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不是政治的,是文化的和历史的”。当然,冯先生也在文章里否认了这一点。无论是什么理由造成的分歧,只要有分歧,只要有争论,就更容易引人关注,何况,余英时先生当时已经是有一定名望的学者。

如果说这次余、冯事件看作是改革开放后“陈寅恪热”的一个序幕,亦或说是一个铺垫的话,那么到九十年代,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无疑把“陈寅恪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那时候我还在上学,所学专业也非文史相关,对陈寅恪虽有耳闻,但尚未产生兴趣。

直到二〇〇〇年左右,陈寅恪已经热得不行,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了学问的代名词。后来,易中天写了一篇《劝君莫谈陈寅恪》,似乎表现出对陈寅恪热的不解,还伴有冷嘲热讽,然而他叫别人不要谈,自己却也大谈特谈了一把。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陈寅恪有多热,那就是有很多人在争论陈寅恪名字最后一个字怎么读,甚至还有不少学者撰写文章作考证。虽然,此对于研究学问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但足以说明陈先生的热度。我自以为是一个对文史感兴趣的人,不了解一下陈寅恪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于是买了一套名气最大的《柳如是别传》。显然,我根本看不懂。第一章《缘起》就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翻了好多年,一直停滞不前。

关于此书的写作缘由,陈先生讲了一个买红豆的故事。当代学者谢泳先生认为此段经历可能出于虚构,是小说家言;他还认为这是用了《红楼梦》的叙述方式。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柳如是别传》的确有很多与《红楼梦》相似的地方。如《红楼梦》里写“金玉良缘”、“木石前盟”,申说“闺阁中自历历有人”。《柳如是别传》证钱柳因缘,称河东君乃“女侠名姝,有清词丽句,在批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红楼梦》曾批阅十载,《柳如是别传》亦为十年幽思之作。其何相似也。书中《缘起》又自言,少时家居江宁,与伯舅家衡宇相望,伯舅家藏有精本《石头记》云云。或皆非闲言,大可玩味。

陈寅恪热持续多年一直未退烧,我当时一直不理解,他的那些学术文章并不好懂,为什么还会这么热呢?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在谈。当然,被人们传得最多的就是:他学问深,能说十几国的语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再版,我也买了一本,这次倒是看进去了。和许多人一样,我震惊于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在那个算得上是“万马齐喑”的年代,他说出那样的话,提出那样的条件,不仅令同时代的人瞠目结舌;就是今天,恐怕也没有那个学者敢于这样提要求。

今天,很多学者对当年的那件事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并揣测寅恪先生当时的复杂心理。我觉得,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解读最恰当,他说要为学术争自由,“且须以生死力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这份答复里的痛快淋漓,是他文章中少有的,从语气看似乎郁积已久,也能看得出,彼时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今天,陈寅恪热或许退烧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冷却,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然而,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海宁王先生碑铭》和《对科学院的答复》会一直被人记着,正如他自己说的,不会淹没。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人们追求自由的心不会死。我倒希望,我们学生的课本里能出现这两篇文字,或许是痴人说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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