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再生缘》/陈寅恪

堂堂

《论再生缘》


　　陈寅恪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而。


　　关于再生缘前十七卷作者陈端生之事迹，今所能考知者甚少，兹为行文便利故，不拘材料时代先后，节录原文，并附以辨释于后。


　　再生缘第二十卷八十回末，有一节续者述前十七卷作者之事迹，最可注意。兹移写于下。至有关续者诸问题，今暂置不论，俟后详述之。其文云：


　　　　再生缘。接续前书玉钏缘。业已词登十七卷，未曾了结这前缘。既读(“读”疑当作“续”)前缘缘未了，空题名目再生缘。可怪某氏贤闺秀，笔下遗留未了缘。后知薄命方成懺(“懺”疑当作“谶”)，中路分离各一天。天涯归客期何晚，落叶惊悲再世缘。我亦缘悭甘茹苦，悠悠卅载悟前缘。有子承欢万事定(“定”疑当作“足”)，心无挂碍洗尘缘。有感再生缘者作(“者作”疑当作“作者”)，半途而废了生前。偶然涉笔闲消遣，巧续人间未了缘。


　　寅恪案，所谓“再生缘。接续前书玉钏缘”者，即指玉钏缘第三一卷中陈芳素答谢谢玉辉之言“持斋修个再生缘”及同书同卷末略云：


　　　　却说谢玉辉非凡富贵，百年之后，夫妻各还仙位。唯有(郑)如昭情缘未断，到元朝年间，又临凡世。更兼芳素痴心，宜主怜彼之苦修，亦断与附马(指谢玉辉)为妾。谢玉辉在大元年间，又干一番事业，与如昭芳素做了三十年恩爱夫妻，才归仙位。陈芳素两世修真，也列仙班，皆后话不提。


　　及同书同卷结语所云“今朝玉钏良缘就，因思再做巧姻缘”等而言。故陈端生作再生缘，于其书第一卷第一回，开宗明义，阐述此意甚详，无待赘论。所可注意者，即续者者“可怪某氏贤闺秀，笔下遗留未了缘。后知薄命方成谶，中路分离各一天。天涯归客期何晚，落叶惊悲再世缘”之语，盖再生缘在当时先有流行最广之十六卷本，续者必先见之，故有“可怪”之语。其后又得见第一七卷或十七卷本，故有“后知”之语，然续者续此书时，距十六卷本成时，约已逾五十年。距第一七卷成时，亦已四十余年。(说详下。)虽以续者与作者有同里之亲，通家之谊，犹不敢显言其姓名，仅用“某氏贤闺秀”含混之语目之，其故抑大可深长思也。


　　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中，述其撰著本末，身世遭际，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其才华焕发，固非“福慧双修”(见下引陈文述题陈长生绘声阁集诗。此四字甚俗，颐道居士固应如是也。一笑。)随园弟子巡抚夫人之幼妹秋谷所能企及，即博学宏词文章侍从太仆寺卿之老祖句山，亦当愧谢弗如也。兹特移录其文稍详，不仅供考证之便利，兼可见其词语之优美，富于情感，不可与一般弹词七字唱之书等量齐观者也。


　　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首节(坊间铅印本删去此节。)云：


　　　　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尽尝世上酸辛味，追忆闺中幼稚年。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兮(“兮”疑当作“分”)韵课诗篇。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年(“年”疑当作“午”)绣倦来犹整线，春茶试罢更添泉。地邻东海潮来近，人在蓬山快欲仙。空中楼阁千层现，岛外帆墙数点悬。侍父宦游游且壮，蒙亲垂爱爱偏拳。风前柳絮才难及，盘上椒花颂未便。管隙敢窥千古事，毫端戏写再生缘。也知出岫云无意，犹伴穿窗月可怜。写几回，离合悲欢奇际合，写几回，忠奸贵贱险波澜。义夫节妇情何坚，自然憔悴萱堂后，(寅恪案，此句疑当删去，而易以“孝子忠臣性自然”一句，盖作者取玉钏缘卷首诗意，成此一句也。传抄者漏写“孝子忠臣性”五字。又见下文有“自从憔悴萱堂后”七字，遂重复误写欤？今见郑氏抄本此句作“死别生离志最坚”。可供参考。)慈母解顺(“顺”疑当作“颐”)频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自从憔悴萱堂后，遂使芸缃彩华(“华”疑当作“笔”)捐。刚是脱靴相验看，未成射柳美姻缘。庚寅失恃新秋月，辛卯疑(“疑”疑当作“旋”)南首夏天。归棹夷犹翻断简，深闺闲暇待重编。由来早觉禅机悟，可奈于归俗累牵。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挑灯半(“半”疑当作“伴”)读茶声沸，刻烛催诗笑语连。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悬。亨衢顺境殊乐安(“乐安”疑当作“安乐”)，利锁名缰却挂牵。一曲京(“京”疑当作“哀”。郑氏抄本作“惊”。亦可通)惊弦弦顿绝，半轮破镜镜难圆。失群征(寅恪案，“征”字下疑脱四字。如非脱漏，则“征”字必误也。郑氏抄本作“失群征雁斜阳外”。是。)羁旅愁人绝塞边。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犹煎。未酬夫子情难已，强抚双儿志自坚。自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送(“送”当作“遂”)如射柳联姻后，好事多磨几许年。岂是早为今日谶，因而题作再生缘。日中镜影都成验，(寅恪案，此句疑用开元遗事宋璟事。)曙后星孤信果然。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髫年戏笔殊堪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闺阁知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谆谆更嘱全终始，必欲使，凤友鸾交续旧弦。皇甫少华偕伉俪，明堂郦相毕姻缘。为他既作氤氲使，莫学天公故作难。造物不须相忌我，我正是，断肠人恨不团圆。重翻旧稿增新稿，再理长篇读短篇。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写再生缘。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


　　同书同卷第六八回末节(坊间铅印本删去此节。)云：


　　　　八十张完成一卷，慢慢地，冰弦重拨待来春。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白芍霏霏将送腊，(郑氏抄本“芍”作“雪”。详见后附校补记。)江梅灼灼欲迎春。向阳为趁三年日，(郑氏抄本“年”作“竿”自可通。)入夜频挑一盏灯。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如(“如”疑当作“时”)心。其中或有差伪处，就烦那，阅者时加斧削痕。


　　据作者自言“羁旅愁人绝塞边”及“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又续者言“后知薄命方成谶，半路分离各一天。天涯归客期何晚，落叶惊悲再世缘”，是陈端生这夫有谪戍边塞，及夫得归，而端生已死之事也。检乾隆朝史乘及当时人诗文集，虽略有所考见，但仍不能详知其人其事之本末。今所依据之最重要材料，实仅钱塘陈云伯文述之著述。文述为人，事摹拟其乡前辈袁简斋，颇喜攀援当时贵势，终亦未获致通显。其最可笑者，莫如招致闺阁名媛，列名于其女弟子籍中，所谓“春风桃李群芳谱”者是也。(见文述撰颐道堂诗选二二留别吴门诗及此诗中文述自注。)然文述晚岁，竟以此为多罗贝勒奕绘侧室西林太清春(顾春字子春，号太清，实汉军旗籍也。)所痛斥，遂成清代文学史中一重可笑之公案。今移录太清所撰天游阁集第四卷中关涉此事者于后，非仅欲供谈助，实以其中涉及续再生缘事，可资参证也。其文如下：


　　　　钱塘陈叟字云伯者，以仙人自居，(寅恪案，云伯以碧城仙馆自号，其为仙也，固不待论。又其妻龚氏字羽卿，长女字萼仙，次女字苕仙，亦可谓神仙眷属矣。一笑。)著有碧城仙馆诗抄，中多绮语，更有碧城女弟子十余人，代为吹嘘。去秋曾托云林(寅恪案，云林者，钱塘许宗彦及德清梁德绳之女，适休宁孙承勋，与文述子裴之即芹儿之妻汪瑞，为姨表姊妹。可参陈寿祺左海文集十驾部许君墓志铭及闵而昌碑传集补五九阮元撰梁恭人传。但阮元文中“休宁”作“海阳”，盖用休宁旧名也。又颐道堂诗选十有“嘉庆十七年壬申”二月初五日为芹儿娶妇及示新妇汪瑞诗，同书二三复有“道光七年”丁亥哭裴之诗，西泠闺咏一五华藏室咏许因姜云姜及同书一六题子妇汪瑞自然好学斋诗后两七律序语等，皆可参证。至于汪瑞，则其事迹及著述，可考见者颇多，以与本文无关，故不备录。)以莲花筏(笺？)一卷墨二锭见赠，余因鄙其为人，避而不受，今见彼寄云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题其春明新咏一律，并自和原韵一律。(寅恪案，今所见春明新咏刊本，其中无文述伪作太清题诗及文述和诗，殆后来删去之耶？)此事殊属荒唐，尤觉可笑。不知彼太清是一是二？用其韵，以记其事。


　　　　含沙小技太玲珑，野鹜安知澡雪鸿。绮语永沉黑暗狱，庸夫空望上清宫。碧城行列休添我，人海从来鄙此公。任尔乱言成一笑，浮云不碍日光红。


　　寅恪案，文述所为，虽荒唐卑鄙，然至今日观之，亦有微功足录，可赎其罪者，盖其人为陈兆仑族孙，又曾获见端生妹长生。其所著颐道堂集碧城仙馆诗抄及西泠闺咏中俱述及端生事。今移录其文于下：


　　陈文述颐道堂诗外集六(国学扶轮社刊碧城仙馆诗抄九)载：


　　　　题从姊秋谷(长生)绘声阁集七律四首


　　　　浓香宫麝写乌丝，题偏班姬鲍妹诗。一卷珠玑传伯姊，六朝金粉定吾师。碧城醒我游仙梦，绣偈吟君礼佛词。记取宣南坊畔宅，春明初拜画帘迟。


　　　　湖山佳丽水云秋，面面遥山拥画楼。纱幔传经慈母训，璇玑织锦女兄愁。龙沙梦远迷青海，(自注：长姊端生适范氏，婿以累谪戍。寅恪案，“累”碧城仙馆诗抄作“事”。)鸳牒香销冷玉钩。(自注：仲姊庆生早卒。)争似令娴才更好，金闺福慧竟双修。


　　　　碧浪萍香一水(“一水”碧城仙馆诗抄作“水一”。)涯，韦郎门第最清华。传来鹦鹉帘前语，绣出芙蓉镜里花。梅笑遗编寒树雪，蘩香诗境暮天霞。(自注：两姑皆有诗集。梅笑周太恭人集名，蘩香李太恭人集名。)更闻群从皆闺秀，(自注：娣周星薇，长姑淑君，小姑渚萍，皆能诗。)咏絮何劳说谢家。


　　　　绘水由来说绘声，玉台诗格水同清。偶从寒夜烧灯读，如听幽泉隔竹鸣。江上微波秋瑟瑟，画中远浦月盈盈。仙郎纵有凌云笔，(“笔”碧城仙馆诗抄作“赋”。)作赋(“作赋”碧城仙馆诗抄作“起草”。)还劳翠管评。


　　又西泠闺咏一五云：


　　　　绘声阁咏家□□


　　　　□□名□□，句山太仆女孙也。适范氏，婿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因屏谢膏沐，撰再生缘南词，托名女子郦明堂，男装应试及第，为宰相，与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别凤离鸾之感。曰，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许周生梁楚生夫妇为足成之，称全璧焉。“南花北梦江西九种”梁溪杨蓉裳农部语也。“南花”谓天雨花，“北梦”谓红楼梦，谓二书可与蒋青容九种曲并传。天雨花亦南词也，相传亦女子所作，与再生缘并称，闺阁中咸喜观之。(寅恪案，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一再生缘条引闺媛丛谈，其文全出自西泠闺咏。又王韬松隐漫录十七卷附闺媛丛录一卷。寅恪未得见其书，不知是否即蒋氏所引者。并可参考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五南词再生缘条。)


　　　　红墙一抹水西流，别绪年年怅女牛。金镜月昏鸾掩夜，玉关天远雁横秋。苦将夏簟冬釭怨，细写南花北梦愁。从古才人易沦谪，悔教夫婿觅封侯。


　　上引陈氏两书皆关涉端生及其夫范某之主要材料，两者内容大抵相同，而西泠闺咏较为详尽。今考定此等记载写成年月，并推求其依据之来源，更参以清实录、清会典、清代地方志及王昶春融堂集、戴佩荃萍南遗草、陆耀切问斋集等，推论端生之死及范某赦归之年。固知所得结论，未能详确，然即就此以论再生缘之书，亦可不致漫无根据，武断妄言也。西泠闺咏一五咏端生诗之前，其第六题即为“绘声阁咏家秋谷”者，其诗中即有“香车桂岭青山暮”之句，其序中复载“归叶琴柯中丞”之语。琴柯者，绍楏字。(可参湖海诗传四十两浙輏轩续录一六晚晴簃诗汇一百八等书叶绍楏小传。)李桓耆献类徵一九六疆臣类四八载绍楏本末颇详。绍楏于嘉庆二十二年由广西布政使擢广西巡抚，二十五年被议降级解职，其次年即道光元年病卒。然则西泠闺咏此节必成于嘉庆二十二年任巡抚以后，始得称绍楏为“中丞”，“中丞”者御史中丞之简称，清代巡抚兼带右副都御史之衔名，故习俗以“中丞”称巡抚。据此，则文述咏陈长生之诗，距其全书完成之时代，不能超过十年之久也。(西泠闺咏作者自序所题年月为道光丁亥闰五月，即道光七年也。)以通常行文之例言，长生应列于其姊端生之后，今不尔者，殆文述咏长生诗既成后，始牵连咏及端生，遂致列姊于妹后耶？若果如是者，则文述咏端生之诗，其作成之时亦当与道光七年相距甚近也。此点关涉再生缘续者之问题，俟后更详论之。至其称杨芳灿为“杨蓉裳农部”，则芳灿因其仲弟授甘肃布政使，援引道府以上同祖以下兄弟同省回避之例，(参清会典事例四七吏部汉员铨选亲族回避等条。)已由甘肃外职改捐员外郎，在户部广东司行走。其时至少在嘉庆三年以后。(见碑传集一百八赵怀玉撰杨君芳灿墓志铭。)若更精密言之，则至少在嘉庆六年文述与芳灿在京师相识以后也。(见下引芳灿送云伯序。)文述咏端生之诗作成时代颇晚，又得一旁证矣。

堂堂

关于文述题绘声阁集诗四首，其第二首最关重要，置后辨释。其余三首依次论证之。
　　
　　　　第一首诗
　　
　　第一首诗中最关重要者，在文述初次得见陈长生年月，并文述见长生是否多次等问题。此等问题可取两事即(一)文述初次随阮元入京及第二次会试入京之年月，与(二)长生于此两时间适在北京，有遇见文述之可能，参合推定之于下。
　　
　　杨芳灿芙蓉山馆文抄二送陈云伯之官皖江序略云：
　　
　　　　嘉庆辛酉(六年)余与云伯相见于都下。于兹五阅寒暑矣。同人惜别，赠言盈箧。余与陈编修用光查孝廉揆俱为序引，时丙寅(嘉庆十一年)新正谷日也。
　　
　　又颐道堂文抄一颐道堂诗自序略云：
　　
　　　　嘉庆丙辰(元年)仪徵阮伯元先生视学浙江。越二年戊午(嘉庆三年)从先生入都。明年(嘉庆四年己未)又从至浙。越二年(嘉庆六年辛酉)又以计偕入都，居京师者五年。
　　
　　又颐道堂诗选一五略云：
　　
　　　　余自辛酉(嘉庆六年)至乙丑(嘉庆十年)京师旧作多琴河李晨兰女士加墨。(寅恪案，今所见碧城仙馆诗抄十卷，后附有李元垲跋，所题年月为嘉庆［十年］乙丑秋七月。可与上引杨芳灿文参证。)重莅琴河，女士下世已十五年矣。感赋。
　　
　　　　(诗略)
　　
　　寅恪案，文述第一次至京为嘉庆三年，出京为嘉庆四年。第二次至京为嘉庆六年，出京为嘉庆十一年正月。第二次即文述所谓“居京师者五年”是也。第一次在京之时间，虽远不及第二次之长久，然鄙意文述之获见长生实在第一次。所以如此推论者，文述为人喜爱攀援贵势，尤喜与闺阁名媛往还。长生为兆仑孙女，本与文述有同族之亲，况以袁随园女弟子之声名，叶琴柯编修夫人之资格，苟长生此时适在京师，而文述不急往一修拜谒之礼者，则转于事理为不合矣。至于长生适在北京与否之问题，可以依据叶绍楏历官及居京之年月推定之也。
　　
　　耆献类徵一九六疆臣类四八载绍楏传略云：
　　
　　　　叶绍楏浙江归安人。乾隆五十年由举人于四库馆议叙，授内阁中书。五十三年丁母忧。五十五年服阕，补原官。五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六十年散馆授编修。嘉庆三年二月大考二等，五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四年二月改河南道监察御史，四月命巡视南城。五年转掌江西监察御史。六年五月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八月命提督云南学政。九年差竣回京。十年命巡视天津漕务。十一年六月升工科给事中。
　　
　　寅恪案，叶绍楏与陈长生从何时起同在京师，乃一复杂之问题，详见下文第二首诗中考辨织素图绘成之时间一节，今暂置不论。惟可断言者，嘉庆三年文述初次随阮元入京，四年又随元出京。文述往谒长生，当即在三年初次入京之时，而赋此四诗当更在谒见之后，谒见与赋诗并非同时。颇疑文述止一度晤见长生，其题绘声阁集四律，实非以之为拜谒之贽，不过晤见之后，追写前事，呈交长生夫妇阅览者。观诗中“记取城南坊畔宅，春明初拜画帘迟”之语，可以推见也。又若文述得见长生不止一次者，则以碧城仙馆主人性好招摇标榜之习惯推之，必有更多诗什，赋咏其事，而不仅此四律而已也。或者文述当日所为，长生夫妇已有所闻知，遂厌恶畏避，不敢多所接待耶？
　　诗中所谓“碧城醒我游仙梦”者，碧城仙馆文述自号也。其诗集即取以为名。“绣偈吟君礼佛词”者，长生曾作礼佛词六首，刊入随园女弟子诗集(卷四)中，早已流行，文述盖见之久矣，决非长生以己所著诗集示之也。
　　
　　　　第三首诗
　　
　　第三首诗盛夸长生夫家女子能诗者多。文述此所取材，究从叶氏织云楼诗合刻，抑从袁简斋随园诗话补遗三“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绍伯佩荪家”至“陈夫人之妹淡宜(此语有误，辨见论第二首诗节。)亦工诗”等六条(随园诗话补遗所以多谬误者，盖由简斋身殁之后，补遗方始刊行也。简斋殁于嘉庆二年。参碑传集一百九孙星衍撰袁枚传。)转录而来，虽难确定，今以沈湘佩名媛诗话四“织云楼合刻为归安叶氏姑妇姊妹作”条考之，(前南京国学图书馆总目所载，织云楼诗合刻仅有周映清梅笑集一卷，误作［笑梅集］，及李含章蘩香诗草一卷，皆云［嘉庆刻］。又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总目六有织云楼诗合刻，其中亦止此两集。但云［乾隆间刊］。岂此数集合刻先后陆续刊行耶？抑书目记录有误耶？寅恪未见合刻全书，故不得已而依沈书也。)知叶令昭即萍渚(文述诗作渚萍。)所作在附刻中，则可推定文述实已及见织云楼诗合刻，或更参以随园诗话补遗，盖文述此四首诗本为谒见长生之后追记前事而作，前论第一首诗已及之矣。既是追记之作，此又可断言者也。至于“碧浪萍香一水涯。韦郎门第最清华”者，可参戴璐藤阴杂记三所载湖洲碧浪湖建万魁塔条。此条即涉及叶绍楏。文述西泠闺咏一三湖上咏周映清李含章叶令仪陈长生周星薇诗“碧浪湖波侵晚霞”(文述此诗序中述叶氏织云楼诗合刻，仅及此五人，而不及令昭。西泠闺咏自序题道光丁亥，即道光七年，时代颇晚。据此可知文述叙叶氏闺秀诗集，去取实不依据一种材料也。)及同书一五绘声阁咏家秋谷诗“画舫莲庄碧浪遥”之句亦皆指此而言也。又据光绪重修归安县志五舆地略五水门碧浪湖条及同书八舆地略八古迹门白萍洲条，则碧浪湖白萍洲之地为叶氏家园所在，文述所咏固甚切实，而叶令昭之字萍渚及戴佩荃之字萍南，皆与此语有关，非仅用古典矣。
　　
　　　　第四首诗
　　
　　第四首第七句“仙郎纵有凌云笔”，固通常赞美绍楏之泛语，然据上引耆献类徵一九六叶绍楏传，知绍楏以翰林院编修于嘉庆三年二月大考二等，五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六年五月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八月命提督云南学政。九年差竣回京。在此时间绍楏实为文学侍从司文典学之臣，故诗语颇为允切，可推见此四诗当是嘉庆三年至十年间之作。“江上微波秋瑟瑟”之句，即后来文述于西泠闺咏一五绘声阁咏家秋谷诗所谓“微波吟煞夕阳桥”者也。
　　
　　总之，此等诗皆足征文述未尝与长生有何密切往来，详悉谈话之事，要不过以族弟之资格，一往谒见而已。故文述所记长生姊端生事，当必从他处探访得知，非出自长生口述，其记端生事及梁德绳续再生缘事，或过于简略，或有错误，实无足异也。
　　
　　　　第二首诗
　　
　　第二首乃四首诗中最有价值，又最难确定者。兹先论其不甚重要及易解释之句。“纱幔传经慈母训”者，据端生长生之祖陈兆仑所著紫竹山房文集一五显妣沈太宜人行述略云：
　　
　　　　孙玉敦，聘汪氏，原任刑部河南司郎中云南大理府知府加二级起严公女。
　　
　　又同集附兆仑侄玉绳所编年谱乾隆十五年庚午条下云：
　　
　　　　次子之妻兄秀水汪孟鋗弟仲鋗亦中式。
　　
　　寅恪案，汪起严不知何名，道光十五年修云南通志稿一一九秩官志载：
　　
　　　　汪上堉，秀水人，贡生，乾降十五年任云南府知府。
　　
　　疑是此人。盖上堉颇有先后任云南省首府云南府及大理府知府之可能也。端生长生之文学，与其母有关，自不待论。即再生缘中孟丽君苏映雪刘燕玉皇甫少华等主要人物，皆曾活动于云南省之首府，当亦因作者之外祖曾任云南省首府知府，其母或侍父宦游，得将其地概况告之端生姊妹，否则再生缘中所述他处地理，错误甚多，而云南不尔者，岂复由于“慈母训”所致耶？“鸳牒香销冷玉钩”句下文述自注云：
　　
　　　　仲姊庆生早卒。(前文已引，今重录之，以便省览。)
　　
　　寅恪案，紫竹山房文集一八先府君(暨)先妣沈太夫人合葬墓志略云：
　　
　　　　孙玉万娶吴氏，妾林氏。玉敦娶汪氏，妾施氏。曾孙女三，端，庆，长。
　　
　　及同书同卷先祖府君(暨)祖妣秦太夫人合葬墓志云：
　　
　　　　元孙女三，端，庆，长。
　　
　　然则庆生乃端生之妹，长生之姊，似亦与端生长生同为玉敦嫡室汪氏所出。庆生早死，他种材料未见此事，唯文述此诗及之，此亦可注意者也。玉敦侧室施氏有无子女，尚待详考。至于杭郡诗辑续集四三有陈淡宜都中寄姊七律一首，其小传云：
　　
　　　　淡宜，钱塘人，长生妹。
　　
　　但其诗全同于叶佩荪次女令嘉字淡宜答淑君姊之什。(参织云楼诗合刻及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五二闺秀类。)长生为佩荪长媳，淡宜为佩荪次女，吴振棫见随园诗话补遗第三卷有“陈夫人之妹淡宜”一语，因有不确之记载。随园诗话之误或由于刊写不慎，遂致辗转为小姑为小妹，殊可笑也。辨释第二首诗中易解者已竟，兹请次论其难确定者，即陈端生卒于何年及范某以何年遇赦获归。此两事之时间相距至近，可以取一事之年月，以推定其他一事之时代也。
　　
　　此诗中最有价值记载为述及陈端生婿范某之案。但所述全同于西泠闺咏一五绘声阁咏家□□序中所言，而西泠闺咏转较此为详，是西泠闺咏之文亦较此为有价值也。此两记载虽不能确定文何年所写，鄙意西泠闺咏之记载写在端生已卒，范某已归之后，时代较此首诗为晚，自无问题。至此首诗中文述自注涉及端生范某者，初视之，似在端生未卒之前。细思之，当亦在端生已卒，范某已归之后。何以言之？范某一案，如下文所引材料，知为当日最严重事件。无论文述作诗不敢言及，即敢言及，亦为长生所不喜见者，而文述自不便牵涉及之也。(织素图乃陈长生戴佩荃闺阁挚友间绘画题咏之事，不可以出示外人者。戴璐吴兴诗话不录长生挽佩荃两诗中涉及织素图之一首，殆亦由此诗语过于明显故耶？)今此首诗八句中即有两句涉及端生，可依此推论，作诗之时，端生已死，范某已归。此案既无问题，诗语涉及，亦无妨碍。此点正与陈桂生请王昶为其祖诗文集作序之事，同一心理，同一环境。俟于下文详辨证之也。

堂堂

陈端生之卒年虽甚难确定，然有一旁证，得知端生至少在乾隆五十四年秋间犹生存无恙，可据下引材料，推测决定也。
　　
　　戴佩荃织素图次韵诗云：
　　
　　　　貌出青娥迥秩尘，淡妆不逐画眉新。分明锦字传苏蕙，绝胜崔徽传里人。
　　
　　　　轧轧声频倦下机，讵将远梦到金微。西风听彻塞砧急，霜叶檐前尽乱飞。
　　
　　　　十三学得厌弹筝，颇耐西南渐有声。女手掺掺劳永夜，七襄取次报章成。
　　
　　又陈长生挽戴萍南(佩荃)诗云：
　　
　　　　桂花香满月圆初，惊说乘风返碧虚。料得广寒清净地，修文正待女相如。(此首亦见戴璐吴兴诗话一二，但无第二首。殆有所隐讳而不录耶？)
　　
　　　　尺幅生绡点染新，十行锦字为传神。而今留得清吟在，说与图中织素人。
　　
　　上引戴佩荃陈长生之诗，当载于萍南遗草。寅恪未见原书，仅间接从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第二编第四章所引得知。
　　
　　又戴佩荃之父戴璐所著吴兴诗话一二略云：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余女佩荃字萍南，幼慧学吟，长工书画。适赵日照。随翁鹿泉先生西江使署。忽画长亭分别，神貌如生，并系以诗。未几殁，年仅二十三。余哭以诗，一夕成二十三章。最痛者云：“凄绝霜高夜向阑，无言呜咽泪珠弹。岂期马角无生日，望断庐山面面峦。”
　　
　　　　吴超亭同年挽诗(寅恪案，超亭为吴兴宗之字，此诗亦见阮元两浙輶轩录四十闺秀类，盖从萍南遗草录出也。)(略)云：“天女香随花雨散，苏姬才薄锦纹回。尊章泣月惊秋到，慈父牵情促梦来。”
　　
　　　　内弟冲之(寅恪案，戴璐内室沈芬亦能诗，见吴兴诗话一二。)句云：“柳絮椒花未足推，爱伊才德一身赅。芳龄正好图团聚，大药何期莫挽回。秋月满轮人遽去，西风卷幕客重来。征衣渐觉惊寒至，刀尺凭谁为剪裁。”
　　
　　　　杨拙园知新题云：“仙游正值月团圞，扶病萱堂泣岁寒。隔岁九泉重见母，魂依膝下不愁单。”
　　
　　清国史列传二八大臣传次编三赵佑传(参光绪修杭州府志一二六人物类名臣四)略云：
　　
　　　　赵佑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五年举人，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二十二年散馆授编修。五十三年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五十四年六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旋授江西学政。子日熙，正三品荫生，前任江苏长州县知县。(光绪修杭州府志一一三选举七有赵日熙条，但无赵日照之名。又阮元两浙輶轩录四十闺秀类戴佩荃传亦有“仁和赵日照室”之语，当是采自萍南遗草。)
　　
　　李元度先正事略四二文苑类窦东皋先生(光鼐)传附赵鹿泉先生(佑)传略云：
　　
　　　　同时赵鹿泉先生名佑，字启人，仁和人。后东皋先生(指窦光鼐)十年成进士。同以制举业天下。著有清献堂集。
　　
　　钱仪吉碑传集八五朱珪撰湖南布政使叶君佩荪墓志铭略云：
　　
　　　　叶佩荪字丹颖，浙江归安人。辛卯(乾隆三十六年)(自河南南阳府知府)卓异引见，擢河东道。乙未(四十年)戊戌(四十三年)再署按察使。己亥(四十四年)授山东按察使。辛丑(四十六年)授湖南布政使。壬寅(四十七年)护湖南巡抚事。东抚败，以不先举发，吏议当革职，奉旨降补知府。(寅恪案，东抚谓山东巡抚国泰也。参清实录高宗实录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五日等条。)君入都，请校书万册自效。癸卯(四十八年)岁除，余自闽还，见君。明年(甲辰四十九年)九月八日卒。子绍楏，乾隆乙亥(四十四年)举人。

堂堂

寅恪案，参合上引材料，可以解决三问题。(一)戴佩荃逝世之年月。(二)戴佩荃之织素图次韵诗作成时间。(三)织素图中之织素人为何人。请依次论之于下：
　　
　　(一)戴佩荃之夫赵日照之父赵佑者，当时最有名之八股文专家。佑之为人，似未必真能知赏善咏吟，工绘画，从事于八股家所谓杂学之才女。其所著清献堂集诗中有涉及佩荃及日照者，大抵为乾隆五十六年五十七年之作，其时萍南已逝世二三岁矣。兹节录其诗于下：
　　
　　清献堂集二伤介女戴示日照诗云：
　　
　　　　不堪老泪频伤逝，怪见华年又悼亡。(原注：照先娶于沈，戴继之，皆知妇道。沈有出不育，戴无出。)弱甚每怜亲药裹，病中还说理诗囊。(原注：妇尝请于姑，乞为余抄诗稿，以其病为许。)声尘幻忽浑难识，圭璧操持要有常。独憾添丁消息晚，且看斋奠异时偿。
　　
　　又示九弟甫并熙煦辈诗云：
　　
　　　　(诗略)
　　
　　又舟中还寄示诸弟示煦照诗略云：
　　
　　　　煦也逾壮尚初服，照连丧偶行更图。
　　
　　寅恪案，赵鹿泉止书佩荃之姓，而不著其名，盖遵内讳不逾阃之古义，其为人为文之拘谨，可以概见，然而才女之名字遂坐是湮没不彰矣。据戴璐哭佩荃诗序，(寅恪未见秋树山房集，仅从阮元两浙輶轩录四十闺秀类戴佩荃传所引戴璐哭女诗序及其他间接材料得知。)谓佩荃“书体尚丰硕，似非夭相，而不永其年。”寅恪未得见佩荃之书，不知其体势如何，然萍南为湖洲人，其地与颜鲁公赵子昴有关涉，又生值乾隆时代，清高宗书法摹拟右军，而失之肥俗，一变明末清初董子渴笔瘦体之派，上行下效，相习成风，萍南之书法当受此环境薰习者也。鹿泉殆以萍南书法与当时翰苑台阁之体，有所冥会，若出之男子之手，尚可作殿试廷考之白摺小楷，以供射策决科之用，遂亦颇加赞赏欤？否则萍南必不敢轻率请求抄写此老学究之家翁所赋试贴体之诗句也。今史乘地志于鹿泉诸子，唯日煦一人略具事迹，而日照之名仅附见于吴兴诗话及两浙輶轩录萍南小传中。夫以妻传，如“驵侩下材”之于易安居士者，可谓幸矣。(寅恪颇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而以后人翻案文字为无历史常识。乾隆官本楼钥攻愧集中凡涉及妇人之改嫁者，皆加窜易，为之隐讳。以此心理推之，则易安居士固可再醮于生前赵宋之日，而不许改嫁于死后金清之时，又何足怪哉。至顾太清之主易安居士年老无改嫁之事者，则又因奕绘嫡室之子于太清有所非议，固不得不藉此以自表白，而好多事、不识诗务之陈文述，所赋诗招摇，宜遭致其痛斥也。)日照元配沈氏，或者萍南母沈芬之侄女，俟后更考。戴弗堂记录挽其女萍南之诗颇多，而不及鹿泉之作者，或以未曾得见，遂至漏书，或虽得见，而以亲家翁之句为未工，因不载录于其诗话耶？
　　
　　据赵佑传，乾隆五十四年佑以江西乡试正考官授江西学政。佩荃随佑赴江西任所，不久逝世。此即吴兴诗话一二所谓“随翁鹿泉先生西江使署，未几殁”者。陈长生挽诗第一首云：“桂花香满月圆初，惊说乘风返碧虚。”吴超亭挽诗云：“尊章泣月惊秋到。”沈冲之挽诗云：“秋月满轮人遽去，西风卷幕客重来。”杨拙园挽诗云：“仙游正值月团圞。”是佩荃殁于乾隆五十四年秋季也。
　　
　　(二)随园诗话补遗三略云：
　　
　　　　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其前后两夫人，两女公子，一儿妇，皆诗坛飞将也。其长媳长生，吾乡陈句山先生之女孙也。寄外云：“弱岁成名志已违，看花人又阻春闱。(原注：两上春官，以回避不得入试。)纵教裘敝黄金尽，敢道君来不下机。”“频年心事托冰纨，絮语烦君仔细看。莫道闺中儿女小，灯前也解忆长安。”
　　
　　寅恪案，陈长生寄外诗为何时何地所作，此点关涉考定长生与戴佩荃何时同在北京，而戴佩荃能作织素图次韵诗之问题。据上引叶佩荪传，知叶绍楏于乾隆四十四年中式举人，又据清代史乘，如清实录东华录等书，知自乾隆四十四年即绍楏乡荐之年，至乾隆五十八年即绍楏成进士之年，其间其有六次会试，此六次会试，凡有举人之资格者，皆可应试。绍楏之以回避，两次不能入闱，究在何年？今依次逆数而考定之。绍楏于五十三年丁母忧，不知其母卒于何月，虽五十四年有闰五月，然以常情推测，恐五十五年春闱，绍楏仍在母忧中，自不能应会试。五十二年会试，绍楏可以应试，盖虽应试，而不得中式也。据绍楏传，知绍楏在乾隆五十年由举人于四库馆议叙，授内阁中书。此时其父佩荪已前卒，其母尚健在。以常情论，绍楏全家当在京师，而长生此时亦必在京，不必作寄外诗也。(袁随园编续同人集一三闺秀类载，陈长生金陵阻风侍太夫人游随园作七律一首，此诗必作在乾性五十三年绍楏母李含章逝世以前。同卷又载寄怀随园十绝句第一首云：“先生高隐卧烟萝，三径盘桓七十过。”据碑传集一三七孙星衍撰袁君枚传，知简斋卒于嘉庆二年，年八十二。然则乾隆五十年简斋年七十岁。长生作寄怀随园十绝句时，必在乾隆五十年以后。综合推计之，当是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佩荪卒后，绍楏等扶柩回藉，安葬之后，再返北京，因途中阻风金陵，李陈姑妇二人，因得游随园赋诗。至于长生作寄怀随园十绝句时，则疑在其过金陵见简斋之后，大约为随夫叶绍楏供职京师之期间也。然耶？否耶？姑记于此，更俟详考。)四十九年会试绍楏可以应试，因佩荪此年春间，亦已在北京请于四库馆校书自效。佩荪虽卒于四十九年九月，而会试之期在春季，故绍楏可以应试，但已应试而未中式耳。四十五年四十六年两次会试，绍楏皆可应试，此两年其父佩荪适任外官，不在京师。长生当随侍其翁姑于外省任所。故长生寄外诗中所谓“看花人又阻春闱”，及“莫道闺中儿女小，灯前也解忆长安”等语，即指此两次，绍楏虽在京，而以回避不能应试言。自四十七年后，佩荪绍楏父子已同在京师，长生断无他往之理。然则织素图之绘成，必在四十七年以后，至五十四年秋间戴佩荃逝世以前。以佩荃卒年仅二十三之一点推测，虽天才如佩荃，恐亦不能作此图太早，大约此图绘画之时间，距佩荃逝世前不甚久，即距乾隆五十四年秋季以前不远也。长生之父玉敦与佩荃之翁佑，同为杭州人，同举乾隆十五年庚午乡试，佑之八股文复为长生祖句山所称赏。(见紫竹山房集陈句山年谱乾隆十五年庚午条。)佩荃之父璐与长生之夫绍楏同为湖州人。当此时两家在京，往返必颇亲密，观戴璐吴兴诗话一二述及长生夫妇，可以推见。否则佩荃无由作织素图次韵诗也。
　　
　　(三)织素图者即取孔雀东南飞乐府诗“十三能织素”之句，及晋书九六列女传窦滔妻苏氏(蕙)传“滔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之意，绘画而成。观戴佩荃织素图次韵诗“分明锦字传苏蕙”、“讵将远梦到金微”、“十三学得厌弹筝”等语，可以为证。然则此图中之织素人必为女性，而其夫又以罪谪边，自不待言矣。与此图中女性相关涉，得直指为即是图中织素人者，止有三可能之人。第一可能者为陈长生。然长生之夫为叶绍楏。绍楏一生事迹，今可考知者，颇为详尽。绍楏即无戌边之事，则长生非图中之织素人可知。第二可能者，为戴佩荃。赵佑之子可考见者有日熙日煦日照三人。佩荃之夫日照，其事迹虽不详，然据上引赵佑清献堂集二舟中寄示诸弟示煦照诗，知乾隆五十八年鹿泉作此诗时，日照并未远去，则其人实无戌边之事。吴超亭挽佩荃诗云“苏姬才薄锦纹回”，及沈冲之挽佩荃诗云“芳龄正好图团聚”等语，似日照亦有陈端生婿范某戌边之嫌疑者，然沈冲之挽诗又云“西风卷幕客重来”，则日照既能重来，必无远谪之事，大约佩荃卒时，日照不在侧耳。至陈长生挽佩荃诗云：“尺幅生绡点染新，十行锦字为传神。而今留得清吟在，说与图中织素人。”诗中“十行锦字”即锦上之回文。“清吟”即佩荃织素图次韵七绝三首。今佩荃虽还归天上，而“清吟”犹留在“人间”，故长生可说与同在人间之织素人，即告以佩荃逝世之消息。一死一生，取与对比，暗用李义山重过圣女祠诗“上清沦谪得归迟”之句，寓意尤为沉痛也。由是言之，织素图中之织素人，必非戴佩荃，又可知矣。第三可能者，以普通消除递减之方法推之，则舍陈端生莫属。若是端生，则佩荃长生诸诗中所用古典皆能适合，自不必赘论，而佩荃“淡妆不逐画眉新”之句与西冷闺咏一五绘影阁永家□□诗序中“屏谢膏沐”之今典更相符会也。所可注意者，即佩荃诗中“西南渐有声”之语。依通常解释，温飞卿池塘七夕诗云：“月出西南露气秋。”(见才调集二。)及七夕诗云：“青锁西南月似钩。”(见曾益谦顾予咸顾嗣立等温飞卿诗集注四。)萍南诗中“西南”二字出处当是从温诗来，与下“永夜”句固相适应，而“七襄”句更暗寓七夕离别之意，(飞卿七夕诗云：“人间离别水东流。”)尤为巧妙也。然寅恪地此尚不满足，姑作一大胆荒谬之假设，读者姑妄听之可乎？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首首节云：“唯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偏相传。”又云：“岁此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写再生缘。”考道光十五年修云南通志一二十秩官志二之一二官制题名一二国朝文职官姓氏三临安府同知栏载：
　　
　　　　陈至(寅恪案，“至”当为“玉”之形误也。)敦。钱塘人。举人。(乾隆)四十九年任。
　　
　　　　龚云鹤。营山人。贡生。(乾隆)五十三年任。
　　
　　则端生之父玉敦，在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四年间，曾任职云南。随园诗话补遗三载陈长生“闻家大人旋里”云：“去郡定多遮道吏，还山已是杖乡人。”即玉敦解任归杭州时所作，大约在乾隆五十三年，长生寓京师时也。颇疑端生亦曾随父往云南，佩荃诗所谓“浙江一首偏相传”者，意谓十六卷本之再生缘，浙江省已遍传，而云南则尚未之知也。寅恪更进一步怀疑佩荃诗所谓“七襄取次报章成”者，即指端生在云南所续之第一七卷再生缘而言。盖再生缘前十六卷“浙江一首偏相传”，则佩荃必早已见及。佩荃与长行交亲往还，当又在长生处获见端生续写第一七卷，故诗中遂及之耶？其所谓“女手掺掺劳永夜”者，疑指端生自述其撰前十六卷时，“向阳为趁三年月，入夜频挑一盏灯”。(见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八回末节。)写作甚勤，入夜不息。此佩荃读第一七卷末节，已可知之，或又从长生处得悉其姊往日撰著者之勤，因并有“劳永夜”之语欤？至于端生续写再生缘第一七卷在甲辰年，即乾隆四十九年。此年端生居浙江抑寓云南，虽不能确言，鄙意此年端生似已随父玉敦赴云南，其所谓“白芍送腊”“红梅迎春”等句，若“白芍”取譬“白雪”，与“红梅”为切当之对句，则亦不过词人形容节物惯用之语，未必与当地真实气候相符合。(可参下文论再生缘开始写作年月节中“岁暮”之语。)但寅恪曾游云南，见旧历腊尽春回之际，百花齐放，颇呈奇观。或者，端生之语实与云南之节物相符应，亦未可知也。兹姑著此妄说，更待他日详考。
　　
　　假定陈端生于戴佩荃作织素图次韵诗时尚生存者，则至何年始不在人间耶？此答案可以陈玉敦不肯以其父兆仑之诗文集出示他人之事，及兆仑之孙玉万之子桂生请序家集于王昶(即玉敦不肯出示之人)之年，两点推求之，虽不能中，亦不甚相远也。
　　
　　王昶春融堂集三八有陈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一篇，其文虽不著年月，但下有朱吉人春桥草堂诗集序一篇，略云：“余以乾隆庚午(十五年)识君于吴企晋璜川书屋，文酒之会最密。呜呼!自与吉人定交，迄今四十余年，同游诸君少长不一，皆莫有在者。”则自乾隆十五年下推四十余年，当为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即作春桥堂诗集序之年。紫竹山房集序排列相连，当是同时或相距至近之时间所作也。今取春融堂集所载紫竹山房集之序文，与陈桂生所刊紫竹山房集首所载兰泉之序文，互相比较，发现颇有不同及删削之处。兹节录陈氏所刊紫竹山房集首之王序，并附注春融堂本此序之文于下，而略其不关重要者，读者若察两本序文之同异，即知其中必有待发之覆也。

堂堂

紫竹山房诗文集载王昶序略云：
　　
　　　　钱塘陈君桂生挟其祖句山先生诗十二卷文二十卷，(春融堂本“诗四十四卷，文三十二卷。”)踵门而请曰，愿有序也。戊寅(乾隆二十三年)始获识先生于朝，继以诗文相质，先生谓可与言者，时时引进之，是以辱有牙旷之知。丙申春余归自蜀中，而先生前七年殁矣。(寅恪案，丙申为乾隆四十一年，句山殁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正月二十四日，实止六年也。)求其两集不可得，为之怅然。又七年余修西湖志于杭州，窃念先生籍钱塘，西湖事亦载于诗文必富，从其家求之，闷不肯出。(“闷不肯出”春融堂作“卒不可得”。又王昶湖海诗传六陈兆仑诗选队蒲褐山房诗话云：“壬寅修西湖志于杭州，因索先生遗诗，而令子同知玉敦深闷不肯出。及其孙桂生来京，始以全集见示，并乞序言。”壬寅即乾隆四十七年也。)又三年(寅恪案，王兰泉以乾隆五十一年授云南布政使，见下引阮元撰王公昶神道碑。)余以布政使滇，适先生子玉敦为滇郡佐。叩所藏，则其闷益甚。(春融堂集本删去“又三年”至“其闷益甚”二十七字。)盖十余年来殊以为憾。今陈君述祖德，采遗文，辑而录之，使先生生平撰述粲然备见于世。
　　
　　寅恪案，湖海诗传及湖海文集之编选人王兰泉，其人为乾隆朝词宗，本与陈句山雅故，序中“辱有牙旷之知”一语殆非夸言。兰泉修西湖志于杭州，玉敦为其地主。(此韩君所谓“吴郡陆机为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地主”也。)及官云南布政，玉敦又为其属吏。兰泉之索观句山诗文，自是应有之事。以常情论，玉敦必非与兰泉个人有所嫌恶，而深闷固拒，一至于是者，其中必具不得已之苦衷及难言之隐。兰泉当时或不尽能了解其故，遂于序中犹言及之，盖尚未释然于怀也，玉敦即不肯以其父之诗文示兰泉，十余年后，桂生何忽转以其祖全集请序于兰泉？此中必有重大变迁。鄙意此十余年间，句山集中所当避忌隐讳之事，已不复存在，故可刊布流行。又请序于兰泉者，即籍以解释前此玉敦深闷回拒之旧嫌也。陈文述西泠闺咏端生诗序中言，“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是端生之卒与范某遇赦之时相距不远。范某即遇赦，则句山集中诗文仅牵涉端生之名者，自已不甚重要。今观春融堂集所载紫竹山房序文，知兰泉当日所见之稿本，其诗文卷数多于刊本，则桂生所删削者，必甚不少。其所删削者，当与端生婿范某之句有关也。范某之案在当时必甚严重，以致家属亲友皆隐讳不敢言及，若恐为所牵累，端生事迹今日不易考知者，其故即由于此也。
　　
　　陈端生之卒与范某之赦，两事时间距离甚近，故可依兰泉作序之年，推测范某遇赦之期，又据范某遇赦之期，更可推测端生逝世之年也。兰泉紫竹山房集序言“十余年来殊以为憾”。蒲褐山房诗话又谓“桂生来京师，始以(其祖)全集见示，并乞序言”。则从兰泉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修西湖志于杭州之时算起，历十余年，兰泉与桂生两人同在京师，即此序作成之时，亦即范某赦免之后，其时上距端生逝世之年，当不甚久，此可依次递推而得之者也。
　　
　　王昶春融堂集附严荣编述庵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四年条下略云：
　　
　　　　二月二十四日得旨授刑部右侍郎。(三月)初五日启程，二十八日抵京。
　　
　　五十八年条下略云：
　　
　　　　四月初一日(山京回籍修墓)。十二月初二日(回京)，赴宫门，召见，(乞休)，上允之，遂以原品休致。
　　
　　五十九年条下略云：
　　
　　　　四月初一日赴通州下船。(回籍)。七月二十三日抵家。
　　
　　六十年条下略云：
　　
　　　　十一月十八日(赴京预千叟宴)。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京。
　　
　　嘉庆元年条下略云：
　　
　　　　二月初一日(出京)。三月初五日归家。
　　
　　四年条下略云：
　　
　　　　正月太上皇升遐。入都。二月二十九日至京。四月二十日(出京)。七月抵家。
　　
　　十一年条下略云：
　　
　　　　(先生病逝)，时(六月)初七日丑时也。
　　
　　碑传集三七阮元撰王公昶神道碑略云：
　　
　　　　(乾隆)三十六年温公福代阿公(桂)，称师四川，辩金川事，奉旨授吏部主事，从温公西路军进讨，温公属公作檄，斥僧克桑罪，遂克斑烂山，进攻日耳寨。阿公奉诏由北路进兵，兼督南路。公复从阿公军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泽旺降。进讨大金川。三十八年夏温公兵溃木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尔垄，冬大兵复进，小金川平。复从讨大金川。四十一年三路兵合，索诺木等率众投罪。于是两金川地悉平。凯旋之日赐宴紫光阁，升鸿胪寺卿。四十五年秋丁母忧，服除，补直隶按察使。五十一年授云南布政使。五十三年调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乞归修墓，冬还京，以病乞休。嘉庆元年以授受大典至京，与千叟宴。四年纯皇帝升遐，复至京，谒梓宫，夏归清浦。十一年年八十有三，(六月)初七日卒。
　　
　　耆献类徵一九七陈桂生传略云：
　　
　　　　陈桂生浙江钱塘人。由优贡生考取教习期满引见，以知县用。嘉庆元年三月拣发湖北。四年题署大冶县知县。六月六月实授，九月升安陆府同知。八年升安陆府知府，九年丁母忧。十三年五月补荆州知府，十二月升荆宜施道。
　　
　　据上所引，自陈玉敦于乾隆五十三年由云南返杭州后，王兰泉共有三时期在北京。第一次为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此期间自五十八年四月出京回籍修墓，至十二月回京，此短时期可以不计。)第二次为嘉庆元年。(兰泉于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京，距除夕止数日，故此年可不计。)第三次为嘉庆四年。
　　
　　第三次桂生正在湖北任知县，甚少机会至北京请兰泉作序也。
　　
　　第一次若从兰泉乾隆四十七年在杭州修西湖志算起，至乾隆五十七年或五十八年或五十九年，已十一、十二、十三年。兰泉序中“十余年”之语，自是可通。又桂生即“由优贡生考取教习期满引见，以知县用。嘉庆元年三月拣发湖北”。光绪修清会典事例所载乾隆间制定优监事宜，未甚详备。今取同书中同治年间制定优贡事宜，并参以乾降年间制定拔贡事宜及官学规章等，综合推计，以考定桂生到京之年月。
　　
　　清会典事例三八五礼部学校优贡优监事宜略云：
　　
　　　　(乾隆)二十三年议准。嗣后保题之优生到部时，俟有四五名，本部奏请钦派大臣考试，分别等第进呈。其文进明通者，照例箚监肆业。
　　
　　　　同治二年覆准。优贡一途，因无录用之条，多未来京报考。嗣后量为变通，由各该学政敷实选举，会同督抚保题，赴部验到，定期奏考。由阅卷大臣酌量多寡，比较录取。其先后名次仍归并定拟，由礼部带领引见。考列一二等者，以知县教职二项录用。
　　
　　同书三八四礼部学校拔贡事宜乾隆元年条略云：
　　
　　　　覆准。各学政选拔贡生，务秉公考敷。考列一等二等者，九卿会同拣选，由部引见，其中果有卓越之才，自仰邀简用。其三等者，停其简选，照例箚监肆业。凡宗学义学教习即于此中考取。三年期满，以知县铨用。
　　
　　同书三九四礼部学校八旗官学乾隆八年条略云：
　　
　　　　奏准。官学汉教官，每人给印册二本，该教习将三年内所教学生若干名，并学业功课详细填注。俟期满时，一册交新教习收存，照例填注。一册送监臣查敷。如实心训课，著有成效者，列一等。其训课勤谨，稍获成功者，列二等。出具考语缮单引见。一等者可否用为知县。二等者或用知县，或用教职。恭候钦定，仍归原班铨选。
　　
　　寅恪案，桂生至迟在乾隆五十七年末，必已到京。自有于五十七年或五十八年或五十九年请兰泉作序之可能。然桂生此时既未决定往湖北，似不必请兰泉作序，籍以求其介绍于湖北疆吏如毕沅辈也。
　　
　　抑更有可论者，吾人今日观此等礼部规定之具文，苟证以当时八旗官学之实况，即了然于官僚政治，凡所粉饰，多设科条，自矜整饬，不过供干禄求荣者之利用耳。良可叹也。

堂堂

第二次为嘉庆元年，此年距乾隆四十七年兰泉在杭州修西湖志时已及十五年，与兰泉“十余年”之语不符合，固不待言。其最可注意者，即桂生于嘉庆元年三月以知县拣发湖北一事。通常之例，拣发之省份，虽出自上命，实则亦可由己身志愿，预为选定。故长生表面上，以嘉庆元年三月拣发湖北，实际上，在此数月以前，早已预为往湖北之计矣。但桂生以一候补知县之资格，分发湖北，若无高级官员之知赏，恐将久滞宦途。依昔日社会情形，往往请托当时显要之与疆吏有旧者，为之介绍推见，桂生出身不过一贡生耳。虽出身名家，亦工书法，(光绪间修杭州府志一二六人物名臣四胡琨撰陈桂生传云：“学二王书，晚益工，政声多为书名所掩云。”)然其时句山逝世既久，其祖平日交谊笃挚者多已零落。就当日湖北一省之长官中，其能与桂生之升沉荣辱发生关系者，为湖广总督及湖北巡抚等人而已。兹检嘉庆元年前后任湖北巡抚及湖广耆献类徵初编一八四疆臣类三六载清国史馆汪新传略云：
　　
　　　　汪新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授编修。三十三年升礼科给事中。三十四年转户科掌印给事中。三十五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五十六年十一月调湖北布政使。六十年五月擢安徽巡抚，时楚省贼匪滋事，经惠龄以留办军需奏请。嘉庆元年六月谕曰，汪新在湖北督理军需，已为熟谙，著即调补湖北巡抚。三年四月卒于军营。
　　
　　同书同卷张云璈撰汪公墓志铭云：
　　
　　　　公姓汪氏，讳新，字又新，号芍陂。
　　
　　紫竹山房文集九女史方芷斋诗集序略云：
　　
　　　　老友方君涤斋(寅恪案，涤斋名宜照，钱塘人。)予未弱冠时同研席。有女曰芳佩，字芷斋，好学工诗。涤斋偕嫂夫人率女随其夫汪编修又新任抵京。芷斋见过，致拜床下。
　　
　　王昶春融堂集五二毕公沅神道碑(参碑传集七三)略云：
　　
　　　　公名沅，字纕衡，一字秋帆。曾祖讳祖泰，由休宁迁太仓，嗣太仓分县镇洋，遂为县人。乾隆十八年顺天乡试中式。又二年补内阁中书，直军机处。二十五年成进士，以一甲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三十六年奉旨授陕西按察使。三十八年十二月授陕西巡抚。三十九年十二月丁张太夫人忧回籍。明年十月陕西巡抚员缺，奉旨著前往署理。五十年正月进京陛见，调河南巡抚，奉旨授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五十九年降补山东巡抚。六十年正月仍授湖广总督，即赴新任，二月奉旨令驻荆常适中之地。嘉庆元年湖北贼起，诡称白莲教，公赴枝江，调兵搜剿。明年公遵旨留驻辰州，七月初三日卒于官舍，年六十有八。夫昶与公乡试同年，同直军机处，又为西安按察使，知公行事为详，庸敢掇其关于军国之大者，勒诸贞石，以示后世。
　　
　　寅恪案，桂生家本与汪新家交好。其祖兆仑与新之夫人家交谊尤笃。兆仑于乾隆三十五年夏秋间尝借寓汪氏在京住宅，桂生当亦随其父祖居此。(详见下文论端生撰再生缘节中。)故桂生宦游湖北，汪新必不至略不照拂。然汪新已于乾隆六十年五月受命巡抚安徽，虽经惠龄奏请留办军需，未曾离省，然直至嘉庆元年六月，方始正式改授湖北巡抚。当桂生在乾隆六十年末或嘉庆元年春初，预备以知县拣发湖北之时，汪新之去留尚不能预料。此事在桂生心中，汪氏虽可依恃，而不甚确定者也。故此时桂生若往湖北，舍巡抚外，则最有关系者，莫过于湖广总督矣。当日任湖广总督者为毕沅。秋帆乃乾隆朝宏奖风流之封疆大吏，亦当与陈句山有一日之雅，(见紫竹山房诗集一二送毕秋帆殿撰沅赴巩秦阶三路观察任诗。)然句山与秋帆之关系，桂生当日在京求一与秋帆关系密切之人为之介绍者，实舍兰泉莫属。观兰泉所撰秋帆碑文中，兰泉自述其与秋帆之关系，明显如此。盖两人同隶江苏，同年乡举，同任军机处章京，又同任陕西外职，历年颇久，平时交好，最为亲密。(文酒之会如湖海诗传二二毕沅诗选载“集听雨蓬小饮”诗，可见一例。)秋帆身后，其子孙以隧道之文属之兰泉者，非无因也。由是言之，桂生之请兰泉序其祖之诗文集，表面视之，虽颇平常。然察其内容，恐不甚简单。后来汪毕虽逝，而桂生卒由湖北守宰，致位通显，则此一序甚有关系。通习古今世变之君子，不得不于此深为叹息者也。然则兰泉于嘉庆元年二月即出都，其在京时间虽以短促，此时桂生既定计往湖北，实有请兰泉作序之必要。故鄙意嘉庆元年作序最可能之年，而是年之前，端生已卒，范某已归，从可知矣。
　　
　　桂生请兰泉作序之年，当以嘉庆元年为最可能，已如上所论。但范某赦归之年，即端生逝世相近之年，则似距嘉庆元年较前，而与乾隆五十五年甚近。何以言之，范某非遇赦不能归。依下文所引清高宗实录，范某乃以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获罪遣戍，自此年以后至嘉庆元年，清室共有高宗八旬万寿及内禅授受两大庆典，范某皆可援此等庆典邀赦得归。据清实录高宗实录一三四六略云：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壬午朔以八旬万寿，颁诏天下。诏曰，各省现犯军流以下人犯，俱著减等发落。其在配军流人犯，已过十年，安分守法，别无过犯者，著各省督抚，分别咨部查照向例核议，奏请省释。
　　
　　则范某若以犯罪之年算起，亦可云已过十年。若以到遣所之地算起，则似尚有问题。然依通常之例揣测，当可从宽援引此恩诏赦归也。但据诏文，仍须咨部核议及奏请省释等手续观之，则范某因公文往复，程途遥远及经费筹措等问题，其归家，早则在乾隆五十五年下半年，迟则在五十六年上半年也。据陈文述云：“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倘范某果援此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端生之死当在乾隆五十五年或五十六年也。
　　
　　若范某不能援引乾隆五十五年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必可援引嘉庆元年内禅授受庆典赦归。何以言之？据清实录仁宗实录一所载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太上皇传位庆典恩赦诏书略云：
　　
　　　　各省军流人犯，查明到配三年，实在安静守法，及年逾七十者，释放回籍。
　　
　　则此次赦罪之规定，较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典赦罪之规定，大为宽简。范某即使不能于乾隆五十五年下半年或五十六年上半年，援八旬万寿庆典恩赦获归，则必可于嘉庆元年邀授受庆典恩赦获归。此所以决定端生之年寿，不能超过嘉庆元年之理由也。据其祖句山紫竹山房文集一五家妇行略略云：
　　
　　　　(乾隆)庚午(十五年)秋玉万与次儿玉敦忝与乡荐。明年(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长孙女端儿生，次子妇出也。
　　
　　是端生生于乾隆十六年，下推至兰泉作序第一可能之年，即乾隆五十七、八、九年，则端生之寿不能超过四十四岁。若范某援乾隆五十五年清高宗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端生之寿当为四十岁或四十一岁。鄙意此期限之可能性最大也。若自乾隆十六年即端生生年下推至兰泉作序第二可能之年，即嘉庆元年，则端生之寿，不能超过四十六岁。鄙意端生之逝世，似不应迟至此年，而以在此前四五年为最合事理也。又据上引陈长生挽戴佩荃诗“说与图中织素人”句，知乾隆五十四年秋间佩荃逝世时，端生犹在人间，其年为三十九岁。则端生年寿不能少于四十岁。又如上述，端生之逝世，必在嘉庆元年以前，即四十六岁以前。则端生之年寿，无论如何，至少为四十岁，至多不能超过四十五岁。总以四十岁或四十一岁为最可能也。自昔才人多为短命，端生虽不至上寿，然犹及中年，未可谓甚不幸也。
　　
　　桂生请兰泉作其祖诗文集序时，端生已死，范某已归，自不待论。至玉敦是否健存，今虽不能确知，但据紫竹山房文集首所载之顾光撰陈兆仑墓志铭，知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兆仑葬时，玉万已卒，玉敦犹存。又据同集首所载之郭麟撰兆仑神道碑文，(此文作成之时距兆仑之葬为二十三年。)止言兆仑孙春生桂生等，而不及玉敦，则此时玉敦必先卒无疑矣。假使桂生请兰泉作序时，玉敦尚健在者，范某之案既得解除，玉敦亦不必如前此之不肯以其父之诗文集示人及刊行也。又前已论及桂生当日请兰泉作其祖集序时，其持示兰泉之稿本，卷数较刊本为多。桂生所以删削之故，虽不敢确言，但必因端生婿范某之关系无疑。桂生既大加删削，则此集之刊布，从使玉敦尚在，亦不可不反对。或者桂生请作序时，玉敦已卒，而桂生更加删削者，岂由长生及其他亲友尚有不满意者在耶？春融堂集本所载序文亦不同于兰泉当日交付桂生之原稿者，殆以中多语病，致招陈氏亲友之非议，遂亦不得不重改定耶？
　　
　　长生寄外诗云：“纵教裘敝黄金尽，敢道君来不下机。”自命不作苏秦之妇。观其于织素图感伤眷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

堂堂

文述于西泠闺咏一五绘声阁咏家□□诗序中言端生婿范某乃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又于颐道堂外集六(碧城仙馆诗抄九)题绘声阁四律第二首诗中文述自注亦言“端生适范氏，婿以累谪戍”。则欲考范某一案，必于乾隆朝乡试科场案中求之，因范某为诸生，不能关涉会试也。乾隆纪元凡六十年，举行乡试次数颇多，其与此案有关者，必在四十七年以前，三十九年以后，所以决定此后前两时限者，实有特殊人事之关系。观乾隆四十七年王昶在杭州修西湖志时，陈玉敦不肯以其父诗文集示兰泉，即知以范某案必已发生于此年以前，此后一时限定于乾隆四十七年之理由也。所以知此案必在乾隆三十九年以后者，即因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云“锦瑟喜同新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悬”及“未酬夫子情难已，强抚双儿志自坚”。则是端生结婚后一年即产一女，隔数年，又产一儿。其间或虽产儿而不育，要之，必有数年之间隔，否则不得用“早”字也。关于此点又须推测端生适范氏之年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中自言“庚寅失恃新秋月”，是其母汪氏卒于乾隆三十五年七月，而其父玉敦正在山东登州府同知任内也。又言“辛丑旋南首夏天”，据紫竹山房诗文集所附年谱，其祖兆仑卒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而其父玉敦丁父忧，解登州府同知之任，其家因此南归原籍杭州也。端生为在室未嫁之女，依当时礼律，应服母丧三年，实即二十七个月。故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又端生应服祖父服一年，故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末除祖父服。但其父玉敦之除父丧，以乾隆三十八年有闰三月之故，应在三十八年闰三月末也。依当日社会情况言，钱塘陈氏既为士大夫礼教之家庭，除其婿范氏一方面有问题，今难考知，可不计外，则端生结婚之期纵可勉从权变，或得在除其母汪氏服，即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之后，然总以其父玉敦除端生祖兆仑之服，即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之后，方合礼法也。又据紫竹山房文集一五冢妇吴氏行略云：
　　
　　　　(乾隆)庚午(即乾隆十五年)秋玉万与次儿玉敦忝与乡荐。明年(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长孙女端儿生，次子妇出也。
　　
　　是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时，年已二十二岁，其父玉敦于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除其父兆仑服时，端生年已二十三岁矣。当时女子通常婚嫁之期，大抵不过二十岁，端生婚期实已嫌晚，而非更别有不得已之故，不宜再延。故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至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冬间，至迟亦不能在乾隆三十八年冬季以后也。若依当日社会风俗推论，要以乾隆三十八年玉敦除其父丧后，端生始适人，于礼法及情势为最妥便。识此之故，鄙意假定乾隆三十八年夏季至冬季的时间为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虽不能中亦不远矣。若端生于乾隆三十八年结婚，三十九年产一女，此后数年间复产一儿，则范某之案不能发生于三十九年以前，此前一时限定于乾隆三十九年之理由也。
　　
　　今考清代史乘，乾隆三十九年后，四十七年前，共有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四年乙亥，四十五年庚子三次乡试，而四十五年恩科顺天乡试适发生科场舞弊案。此案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及九月凡有五次记载，(其第一次可参清会典事例三四一礼部五二页举整肃场规一乾隆四十五年论。)其文颇繁，兹仅节录其最有关者，并附论释于下。忆二十余年年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辑明清史料，见乾隆朝三法司档案甚多。当时未能详检，不知其中是否有与此案有关之文件。今此项档案芦沟桥事变后已不在原处，暂不能查阅。又故宫博物院清军机处奏钞上论档中复有关于此案之文件，据司其事者云：“此项材料南运未返。”则其与清高宗实录详略同异如何，亦无从比较也。
　　
　　清实录高宗实录一一一三略云：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甲申又谕曰：刑部审讯乡场传递文字之眷录陈七等一案，将陈七拟绞监候，其代倩作弊之恒泰春泰范菼陶云鹤发往乌鲁木齐，不能禁约子弟之勒善陶淑交部严加议处等语。此案科场传递积弊闻之已久，但总未经发觉，姑未深究。今陈七等即经拿获，若不力为整顿，使之警戒，则舞弊营私，将何底止。此案陈七一犯，包揽得赃，藐法无忌，实为罪魁，问拟绞候，自属法无可贷。恒泰春泰着削去旗籍，与范菼陶云鹤一并发往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其勒善陶淑均即着革职，以为科场舞弊玩法者戒。
　　
　　同书高宗实录一一一四略云：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丁亥谕：乡试为抡才大典，欲拔真才，先清弊窦。本年顺天乡试，经搜检王大臣奏，拿获怀挟传递及顶名代倩，不一而足。各犯已交部从重办理，用昭炯戒。顺天科场，特派王大臣等，于砖门龙门逐次严查，尚有此等弊窦。何况外省稽察搜查，断不能如京师之严密。该巡抚等职任监临，摘弊防奸，是其专责。乃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摺，惟今年富纲(寅恪案，清史稿二百八疆臣年表六各省巡抚表载乾隆四十五年富纲任福建巡抚。)奏称，先于场前访查积习，出示禁谕，并曾筑夹墙，另开更道，于抬运人夫，逐加搜检，印用号戳，并不假手吏胥等语。办理较属认真，此外则均以三场无弊一奏塞责，并未见有查出怀挟传递顶冒之事。岂作奸犯科者，惟顺天有之，而各省竟俱弊绝风清如此乎？实因各抚臣模棱市誉，不肯认真任怨耳。夫取怨于作奸犯科之人，亦何妨乎？嗣后各省巡抚，凡遇大比之期，必须实力稽察，慎密防闲，如有前项弊端，即当立进查获，严加究治，从重严办，务令闱中积弊肃清，士子怀刑自爱，庶足以甄别人材，振兴士习。将此通谕知之，并令于每科引此旨覆奏，着为例。
　　
　　寅恪案，端生之婿范某是否即范菼，今虽难定。然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四十七年以前，三次乡试科场中，惟此次发生作弊之案。据高宗谕中“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摺”之语，则是至少此年之前数年，未有作弊案发生，更可推知。此案中之范菼乃由陈七口供牵累，既与陈文述所言者相合，又其罪为发往伊犁，亦与端生婿之事相符。今未发见明确之反证，不得不暂假定范菼即端生之婿范某也。综观高宗屡次御旨，知其意在严惩穷究，广肆株连，并通谕全国，凡遇科试之期，负监临之责者，须引此旨覆奏，永为定例。则此案性质严重，一至于是。当日陈氏亲友惴惴畏避，若恐被其牵累，遂不敢略一涉及端生者，非无因也。
　　
　　复次，清代浙士人因长洲韩元少掇高科享盛名之故，往往喜用其名，以“菼”为名。“菼”既是单名，“范”亦非僻姓，则乾隆之时，江浙地域同称“范菼”者，当不止一人。今翻检当时史料，发现有一“范菼”者，其人乃陈兆仑交友范璨之子。(见紫竹山房诗集三书榜自注，同书八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自注及文集八湖北乡试录序又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六年辛酉条。寅恪案，范氏之名及字，今所见诸种材料，往往不同。其名当以作“璨”为是，盖清高宗实录一三二乾隆五年十二月戊戌条及同书一八七乾隆八年三月庚午条，清史稿十高宗本纪一同年月日条，清朝进士题名碑雍正二年甲辰科姚璨条，清国史馆范璨传，陆燿范公神道碑等，皆作“璨”也。惟清史稿二百八疆臣年表作“灿”，与本书高宗纪自相违反，殆吴廷燮撰表时未详察耳。紫竹山房诗文集及所附年谱引范氏之名共有三处，仅文集八作“璨”，余二处均作“灿”。至何故，殊可注意。他若诸地方志于范氏之名往往或作“璨”，或作“灿”，以其取材不同所致，可不深论。)然其可能性固大，可疑之点亦多。兹略引史料稍辨释如下：
　　
　　陆燿切问斋集十资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神道碑(参王昶湖海文传五十陆耀文选及碑传集三二陆燿撰范公璨神道碑)略云：
　　
　　　　乾隆辛巳之岁，恭逢圣母皇太后七旬万寿，上命文武廷臣及予告在籍年七十以上者各九人，赐游香山，制九老诗以宠之，时则资政大夫工部侍郎松严范公与焉。盖公自丙寅蒙恩臻致仕，至是以庆典来朝，获侧耆英之会，朝论荣之。越六年丙戌十二月，有司以公卒闻，谕祭如例。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木渎之轩。公讳璨，字电文，一字约轩，其曰松严者，以上赐“松严乐志”额，因以为号也。系出宋文正公长子监簿公纯佑之后，公登康熙癸巳乡荐，雍正甲辰进士，改庶吉士。(后)巡抚湖北安徽。入为都察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旋以两亲尚在浅土，特疏请，遂得蒙恩卜葬，并许归田。居平益以盛满为戒，洁清之操晚节弥励，菜羹蔬食，不异贫寒。公既贵显，让宅于从父兄弟，而自卜居于吴兴之南浔。其卒年距生于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七。配孙夫人。子二人，仪薰，国子监生，菼，贡生，皆先公卒。孙三人，墀、城、垲，皆国子监生。女二人，孙女二人，皆适士族。曾孙男女十四人。予于公为乡荐后学，墀又姻也。(寅恪案，尔雅释亲云“婿之父为姻”。然则耀之女适墀之子也。)以公隧道之文来请，因叙其世次历官行谊，而系以铭。
　　
　　李桓耆献类徵初编七六卿二类三六载清国史馆范璨传略云：
　　
　　　　范璨浙江秀水人。雍正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五年迁湖北巡抚。八年三月调安徽巡抚。九年六月召还京，九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年五月迁工部左侍郎。十一年请假回籍，寻以年老休致。三十二年卒。(寅恪案，璨实以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李桓耆献类徵此卷出自清国史馆列传原来，盖官书所记，乃从赐祭葬之年耳。)寻赐祭葬。
　　
　　范来庚南浔镇志二建置志居第门载：
　　
　　　　九老第。(原注：在东栅大街。范司空璨致仕所居。钦赐“香山九老”，故名。)乐志第。(原注：在东栅皇御河。少司空松严公子贡生范菼所居。御书“松严乐志”匾，故名。寅恪案，此语大可注意，似范璨卒后其子菼犹居此第也。可参下文论范菼先其父卒节。)
　　
　　光绪七年修乌程县志二三寓贤略云：
　　
　　　　范璨字电文，号约轩，晚号松严。榜姓姚。(寅恪案，清朝进士题名碑雍正二年甲辰科载：“二甲三十五名姚璨，浙江秀水县。”)世家吴江之麻源九曲里。秀水籍。既贵显，让宅于从父兄弟，而移家乌程之南浔，其居在东栅大街者，曰九老第，复构乐志第于皇御河西，恭奉御书“松严乐志”匾额。三十一年卒，年八十七，赐祭葬。著有乐志堂集、露清篇。(苏州府志、南浔志、切问斋集范公神道碑。)
　　
　　寅恪案，陈兆仑与范璨既同朝雅故，复同乡里，门户匹对。范氏为秀水人，与端生外祖汪上堉同县，其家又寓乌程之南浔，与端生妹长生夫家叶氏同居湖洲。据端生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更忻夫婿是儒冠”之语，复与贡生之资格相符及乡试科场有关，则范菼即陈端生之夫范某，其可能性甚大。但范璨既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而端生之适人，如上文所推论，当在乾隆三十八年，其时璨子菼已先璨卒，此可疑之点一也。又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一案，范菼始获罪遣戍，时间又更在三十一年范璨卒年之后，此可疑之点二也。说者或谓陆耀碑文菼已“先公卒”之语，盖有所避忌而改易，此固可通，然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端生自言“幸赖翁姑怜弱质”，则端生适范某之初，其翁仍健存，而范璨已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此时端生尚在闺中，斯岂可通耶？若欲勉强认定范璨之子菼即是端生之夫，则必须有两项假设。(一)陆燿“子二人，仪薰、菼，皆先公卒”之语，乃是讳改。考陆郎夫卒于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见碑传集七三冯浩撰陆君墓志铭。)是此碑文作成之年月不能后于此时限。又考郎夫以母陈氏病，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乞归侍疾。四十六年十一月丁母忧。四十七年十二月奉旨往山东办理运河堤防务。(见耆献类徵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传。)揆以通常情事，陆氏撰此碑文当在以母疾乞归居家时。(陆氏此时实居浙江秀水，而不在江苏吴江。见冯浩撰陆君墓志铭。又范氏本秀水籍。紫竹山房诗集八“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其所谓“禾中”，即指秀水言也。)因范菼之案发生于乾隆四十五年秋季，上距陆氏之丁母忧，其间尚有一年余之久，可以受范璨孙墀之请，作此碑文。若陆氏丁母忧至往山东时，虽亦有一年余之久，但在母丧中，恐不便受范氏之请，撰此碑文。又今陆氏所撰切问斋集，虽不编年月，而此碑文之后即接以“保德州知州钱之青墓碣”。此碣文乃陆燿任湖南巡抚时所作。(耆献类徵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本传略云：“(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擢湖南巡抚。五十年六月卒。”)以篇章排列次序先后言之，则此碑文作成之时，下距郎夫之卒甚近。其在乾隆四十五年范菼案发生之后，更可推知。然则碑文讳改，自是可能之事也。又依常例言，神道碑文之作自当在已在墓志铭之后。今检清代载籍，关于范璨身后之文，唯见陆耀所撰神道碑一篇，而未发现有墓志铭。岂范松严实曾有墓志铭，乃其太亲翁陈句山所撰，后为陈桂生所删削，遂致不传耶？姑记此疑，更俟详考。(二)范菼既非璨之长子，自有出继之可能。如陈兆仑以其次子玉敦出继其弟兆嵋之事，即可为证。(见紫竹山房文集一五仲弟眉山行略。)果尔，则端生书中所谓之“翁”，乃菼出继之父，亦即璨之弟也。然欤？否欤？非所敢确言也。

堂堂

至于范璨神道碑文撰者陆燿，其与陈端生之父玉敦之关系，亦有可述者。燿与玉敦同于乾隆十九年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燿又于“(乾隆)三十五年选云南大理府知府，以亲老改补近省，十二月调山东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调济南府知府”。(见耆献类徵一八三清国史馆陆耀传及紫竹山房集附载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十九年甲戌条。)则燿亦与玉敦同时同官山东登州。但史文简略，不知燿是否未到登州，即改调济南耳。若燿果一莅登州者，则玉敦虽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丁父忧，然端生实于此年四月始返杭州。(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首节“辛卯旋南首夏天”。)则燿之家庭如亦同在登州，或尚可与端生想见。燿本为吴江人，吴江乃范璨原籍，即早有交谊，而燿又与陈氏友好，岂端生与范菼之婚姻，即由陆氏所介绍耶？此乃大胆之妄测，殊不敢自信者也。
　　
　　抑更可论者，范璨以乾隆三十一年卒，其年八十七。假定其年在六七十岁间生子菼，则端生与菼结婚时，菼年当为三十余岁，而端生如上所论，已二十三岁。以当日社会婚嫁常情推之，菼当是继娶无疑。璨有孙三人，孙女二人，不知其中敦是端生所生者，今亦不可考知矣。总而言之，未见陈范两氏家谱以前，端生夫婿问题实一县案，不能满意解决也。(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后又疑为乾隆年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塘。搜索研讨，终知非是。然以此耗去目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
　　
　　至于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一案，其中获罪诸人，除范菼以外，亦略有可论者。此案主犯陈七必有真实之名，当时谕旨及刑部奏疏仅称“陈七”者，盖承办此案之法官不欲多所牵连，故遂隐去其真名，而迳以排行之称谓著之公牍耳。陈七之名今既无考，兹可不论。若恒泰春泰二人自是兄弟。高宗谕旨既言“削去旗籍”，又特改部议发往乌鲁木齐为发往伊犁，则此二人当是与乌鲁木齐有关之旗人无疑。勒善以不能禁约恒泰春泰二人革职，则其人必是恒泰春泰之家长。据此诸端推论，今于清代史料中，发现一勒福，颇合上列条件。然仍有疑义，尚待详考。兹姑引史料，略辨释之于下：
　　
　　耆献类徵初篇三二二将帅类六二载清国史馆勒福传略云：
　　
　　　　勒福初名勒善，哩那氏，蒙古镶蓝旗人，吐鲁番驻防。由委前锋校于乾隆五十八年派赴叶尔羌戌守一次。(道光)十五年二次俸满，经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保荐，由兵部带领引见，得旨：“勒善著更名勒福。”二十年以年力就衰，命原品休致。二十三年卒。子祥泰骁骑校。
　　
　　寅恪案，勒福本名勒善。清宣宗何以特改其名，今不能详知。然其原名必有所避忌，自无可疑。其为既属吐鲁番驻防，又经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保荐，以恒泰春泰之由发往乌鲁木齐改为发往伊犁者，其理由或即在此。虽然，此勒福是否即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中之勒善，尚难断定。因传言勒福于道光二十年，以年力就衰致仕。则此时其年龄必已老迈，可以决言。若上推至乾隆四十五年，其间距离已有六十年之久，故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之时，其人之年龄至多亦当为二十岁上下，其所生之二子，至多亦不过数岁。纵此二子俱为“小时了了”之神童，然顺天乡试非神童特科，如此幼小年龄绝不能入闱应试。由是言之，恒泰春泰必非勒福之子可知。但此勒福之子，其名为详泰。以“泰”字为名，明是与恒泰春泰为兄弟排行。否则天下恐无如此巧合之事也。颇疑恒泰春泰乃勒福之侄，而非其子。谕旨中所谓不能“禁约子弟”者，乃泛指家长而言，非谓恒泰春泰即其子或弟也。陶云鹤今无可考。惟有陶淑者，据清朝进士题名碑，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二甲二十九名为陶淑。其人乃江西南城县籍，虽名列等次颇高，然未入翰林馆选，(参光绪修江西通志三二及三四选举表及光绪补道光修建昌府志七之四选举表，并南城县志七之二。)以州县外职终老。此陶淑之仕宦年代甚合陶云鹤父之条件。但今所见史料殊为简略，不易决定此陶淑果是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中有关之人与否也。详检清代史传，陶姓淑名者，固不止一人。然时代相当，其他条件亦符合而不为女性者，实止有江西南城陶淑一人。兹节录地方志之文，略辨释之于下：
　　
　　南城县志八之二宦业陶淑传(光绪补道光修建昌府志八人物宦业下，又可参畿辅通志一九二宦绩十)略云：
　　
　　　　陶淑字作人，号秋山，南城人。乾隆癸酉中式北闱乡试。丁丑成进士。选授庐龙令。迁临榆。调衡水。升保安知州。以事诖误。补枣强令。内艰服阕。补陕西麟游令。前后服官四十余年。性耽吟咏，公暇与僚属相唱和，不以宦游偃蹇介意也。著有秋山诗集。(参光绪修江西通志一一一艺文略集部五别集。又南城南志九之六艺文中载陶淑姑山吟七古一首。)
　　
　　寅恪案，陶淑传中言其任保安知州时“以事诖误”，而不明言其为何事，但据乾隆修衡水县志首载陶淑序(此序所署年时为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季秋)云：
　　
　　　　淑既受命衡水之五年，乃克纂辑县志，勒成一书。
　　
　　道光修保安州志五职官表知州载：
　　
　　　　陶淑。(字秋山。江西南城。进士。重修州城。乾隆三十九年任。)
　　
　　　　范清漋。(监生，署。)
　　
　　　　李能聪。(广东四会县。贡生。乾隆四十五年任。)
　　
　　嘉庆修枣强县志五职官表知县乾隆四十九年任者凡四人：
　　
　　　　范安仁。(署任。四川成都人。拔贡。)
　　
　　　　陶淑。(江西南城人。丁丑进士。)
　　
　　　　黄应隆。(署任。湖南宁乡人。副榜。)
　　
　　　　蒯祖炳。(江苏吴江人。监生。)
　　
　　可知陶淑任保安州知州“以事诖误”，当在乾隆四十五年。既在四十五年，则是陶云鹤之父，又可确定矣。总而言之，此科场案发往伊犁罪犯四人中，恒泰春泰本是驻防乌鲁木齐之蒙古族，当不工于代古圣立言之八股文及颂今圣作结之试帖诗。(如戚本石头记第一八回“庆元宵贾元春归省，助情人林黛玉传诗”中林黛玉代倩作弊，为其情人贾宝玉所作“杏帘在望”五律诗，其结语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及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中李纹李绮所联“即景联句”五言排律诗，其结语云“欲志今朝乐，凭诗祝舜尧”等即是此例。又悼红轩主人极力摹写潇湘妃子，高逸迈俗，鄙视科举，而一时失检，使之赋此腐句，颂圣终篇。若取与燕北闲人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开菊宴双美激新郎，聆兰言一心攻旧业”中渴慕金花琼林宴及诰封夫人，而行酒令之十三妹比观，不禁为林妹妹放声一哭也。)陶云鹤既为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进士陶淑之子，若范菼之父又为乐志堂主人，则云鹤及菼二人俱属科举出身之家庭，代倩作弊，颇为可能。所可注意者，勒善陶淑以恒泰春泰陶云鹤之故，牵连获罪，而范菼之父未闻累及，其人必已早死无疑。即使范菼虽已出继，而此时其继父当亦亡故。然则范菼为范璨之子，虽未得确据，但就菼父不被累及一端言之，亦可旁证此案中之范菼，即是乌程县南浔镇乐志堂之少主人也。

堂堂

兹论陈端生生卒年月及其婿范某事绩可考者已竟，请论端生撰再生缘之年月及地点如下。
　　
　　再生缘第一卷第一回云：
　　
　　　　闺帏无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转未眠。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闲拈新思难成句，略检微词可作篇。今夜安闲权自适，聊将彩笔写良缘。
　　
　　寅恪案，以上为端生自述其初撰再生缘之年月也。然未明言是何年，又止言“秋夜初寒”，亦不注明何月。据此书第九卷第三三回云：
　　
　　　　五月之中一卷收，因多他事便迟留。停毫一月功夫废，又值随亲作远游。家父近将司马任，束装迢递下登州。
　　
　　是从端生父玉敦赴山东登州府同知任期，逆数至前一年，即再生缘开始写作之年也。据端生祖兆仑紫竹山房诗文集附陈玉绳所撰句山先生年谱云：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先生次子玉敦以中书改官山东登州府同知。
　　
　　然则乾隆三十四年前一年三十三年，乃再生缘开始写作之年也。
　　
　　开始写作之年既定，开始写作之月为何月乎？据再生缘第二卷第五回首节略云：
　　
　　　　仲冬天气已严寒，猎猎西风万木残。短昼不堪勤绣作，仍为相续再生缘。
　　
　　是第二卷开始写于乾隆三十三年仲冬十一月。但第一卷第四回末节云：
　　
　　　　书中虽是清和月，世上须知岁暮天。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
　　
　　所谓“岁暮”者，实指冬季或孟冬十月。否则第二卷明言开始写作于仲冬十一月，“昼短”即包含冬至之月，其前一卷绝无写于“岁暮”十二月之理也。故“岁暮”二字，不可拘泥误会。即是孟冬十月写成第一卷，则第一卷首节所谓“秋夜初寒”者，殆指季秋九月而言。据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条下略云：
　　
　　　　先生以先世兆域未卜，九月命长子(玉万)随侍周夫人率眷属南还。次子(玉敦)官中书，六年俸满，奉旨记名外用，留京供职。
　　
　　可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间，端生之祖母周氏及伯父之妾林氏等(玉万有妾林氏，即安生春生桂生之母。见紫竹山房文集一五冢妇吴氏行略及一八先府君［暨］先妣沈太夫人合葬墓志。)皆已回杭州。京寓中人少事简，而端生以长孙女之资格，平日所应担负之家务亦因之稍减，可以从事著作。其自谓“闺闱无事”乃是实情，故可推定再生缘开始写作于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