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里摘一朵花走

堂堂

在春天里摘一朵花走
文/黄晓丹
我喜欢讲那些没有故事的故事。没有欺骗、没有误会，如果故事在一开始就解除了悬念，给我们留下的就只有叹息。曹丕说我们比较容易共享那些目眩神迷的时刻，但等到欢宴散场，舆轮徐动、清风夜起之时，被推至心灵背景之后的百感交集才会重新从大地上浮起，氤氲凝结，成为无声的叹息。在那个叹息声中依然在侧的，才是朋友。

涂涂像邓布利多一样，背着一大包书从北京来江南看朋友。我们约在地铁站的COSTA，讨论一个即将开始运行的出版公司。我们谈到喜欢的书和喜欢的人，谈到他们被命运压垮或没有压垮的人生，谈到我们对教育和出版的希望，谈到来自于书籍或他人的微小支持可能在命运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夜幕降临时，我正在讲一个小朋友追寻电影理想的故事。涂涂说：“可惜这个故事最后是成功了，不然应该把它写下来。但我们现在不能把它写下来骗人，因为沿着同样的道路行进，更多人失败了”。我亦愿意写作那些尚在跋涉途中的人，因为我总觉得真正的生命问题并不是“是否可以成功”而是“知道在结果中永远并存着同等程度的成功与失败，有什么能说服我们继续走下去”。故事说完的瞬间，我们寂然不语，在这甜美的气氛中酝酿着对世界与他人的感激。

忽然我决定带涂涂去看倪梁的摄影。在春天的夜里，九点半钟，我们五个围着一张旧木桌，开始看倪梁做的影像书。一张照片如何是好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像我不知道一首诗如何是好的、一个句子如何是好的。但我善于使用的工具是遗忘。当我每天像蚂蚁啃噬落叶一样吞进无数的影像和文字之后，在夜间、在黑暗中，万有均已熄灭，而此时有一帧画或者一句诗亮起，如同孤灯亮起在黑暗的隧道，那就是好的。

我格外小心地翻阅，唯恐遗失了摄影者和设计者留在书页里的心意。有时我觉得艺术家和写作者是这样一种人——世界那永恒幻化而无可捉摸的影像有时会以特别清晰的方式投影在这些人的心灵上，就像一只蜻蜓栖止于花瓣。而你必须屏气凝神，将这一瞬的清晰转印下来。艰难在于，这清晰只有一息之长，你却需要有足够的敏感去体察它、足够的清明去摹写它、及足够的强韧去持有它。为了把所有能量都调往这个瞬间，艺术家必须暂时关闭自己的另一部分功能。也因此，他成为了丛林原则中最脆弱的那个人。

那一帧帧影像在我心里亮起时，他们正在聊昂贵的书号、印刷厂的高残次率、艰难的独立出版和批评界的苛刻势利。我的眼前仿佛有两个倪梁：一个藏在那些蔚然深秀的山河影像之后，忠实转写着世界的友好与创作者的自足；另一个，是坐在我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沮丧而愤怒，仿佛比谁都了解世俗世界的所有规则。那个愤怒中间，夹杂着抵抗和坚持、退却和怀疑。我恍然觉得自己被误当做了险恶世界派来的说客，前来挑战他的艺术标准。

我想我终于是被激怒了，开始大声争执。好在涂涂是一个最好的倾听者，他提出一个建议又放弃一个建议，一直退到我们都能接受的那个共识上。房间里安静了下来，春夜窗外沙沙的声响、房顶不知何处木块崩裂的声音。再看一遍那些翠嶂与云岭、现代相机背后的隔江山色、一颗行游而走向深处的明净之心。不再争执的放松的身体开始感到夜的疲惫，无声中升腾起细微的羞赧和温柔，已经是深夜。

回到学校，空无一人，一树玉兰花在春天的夜色中繁花满枝。刚下过雨的香樟道下，小溪通向远处湖与山脉的微光。我恍然觉得哪有什么古与今、东方与西方？那帧青城山色的照片与《听客溪的朝圣》并置在山脉的墨色背景上亮起，以最为简朴的方式，直接而动人。我和涂涂说，忽然感到心疼。涂涂回答：“倪梁确实是很苦的艺术家。摄影选中了他，后面的事就不管了，全要靠自己去应对。生活压力、名利场、孤独等等，以及更重要的，艺术本身的艰难突破。这样的人生状态，可以拍出那样的片子，很了不起”。

我不知道这样的片子是不是真正了不起，就像我不知道我的写作是不是有价值。但是很多年来，你们一直这样说、这样说，于是我就写下来了，并且也慢慢学会对别人说类似的话，看着别人的眼睛，像你们曾对我说时那样诚实。

涂涂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脆弱的，但居然可以那么好地互相支撑”。收到这条微信时，我正穿过雨后的树林，花都在暗中开放，看不到，但知道它在。我走啊走，走过很多黑暗的角落，终于有一棵开花的树恰好笼罩在路灯的柔光下。它有那么多饱满的花枝，好像在邀请我带走。于是我毫无愧色地采下一朵，并在心里暗暗决定，五月去北京，去看涂涂的出版、去和陈卓谈我的书、去抱猪痛哭，以及围观小朋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