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开学焦虑

堂堂

【我的大学】开学焦虑
文/黄晓丹
开学前两天，焦虑达到峰值。坐在书桌前都听得到心脏在砰砰砰地跳。过了二十多年，我还是没有克服对开学的恐惧，只能用这样的故事安慰自己：
        开学第一天，小明（所有倒霉蛋都叫小明）哭着不想起床，妈妈劝他说：“我知道同学们都不喜欢你，老师们也很讨厌你，但是你必须起床去上学，因为你是校长”。
        想起来可能连校长都害怕开学，感觉就好了很多。

        有时候我会觉得，在现代社会，教师是一个最接近农民的职业。基本上来说，我们的工作以一年为周期，以四季为节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然后迎接下一轮开始。之所以开学值得焦虑，是因为命运似乎又给你一个机会，去把以前没有做好的事重新做一遍，但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就能做得更好？有时我也这样想象轮回——幸而我们将在轮回中被抹去前世的所有记忆，不然我们将对今生提出多么高的要求，成为多么重的负累。
        年复一年的重新开始，在第五个春天，我对未来带有矛盾的情感：如果去做那些已经娴熟了的事，好奇心就不能得到满足；如果决定要满足好奇心，就得投入更多的精力，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我选择后者，因为我想，这样的话，大概不会在某一天忽然对一切失去了兴趣，看不清树叶的颜色、听不到晚风的声音、吃不出冰激凌的薄荷味、只能远远地、隔着一扇毛玻璃看另一个自己在以空洞的音调背书。
        于是，为了保有“永恒的新婚之感”，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换一门新课、想出一个新的教法、去健身房开一张新卡、以及想要把运行了十年的猫头鹰作息拧成百灵鸟作息。我幻想以后没有人再会看到我深夜在微信上思考哲学，反之，当大地醒来时，我已经写好了一篇正正经经的作文。这“重新开始，然而变得更好”的压力是如此巨大，使我觉得必须做出某种彻底的改变才能完成。于是我的小心脏就在胸腔里跳个不停，连喝了两碗鸡汤都没有镇住。

        在为开学做准备的一周里，一切都不如人意。我没能在6点醒来，按照计划写两个小时作文，但善解人意的朋友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哪怕你只是想出了这个计划，弗洛姆也会要表扬你的，因为你开始在修习‘爱的纪律’”。很多年前，读弗洛姆时，我就对 “爱的纪律”这个词带有深深的幻想：一个人选定了自己珍爱的事物，于是就拥有了一种动力。他在晨雾依稀的湖边，初春新发的芦苇旁，日复一日地长跑，他已经准备好去迎接日出后发生的一切，不管有多少重限制，不管结果是什么。借由这个决定，他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并感到自由。
        我们怎么能知道结果是什么？我们怎么能知道这次会不会更好？哪怕我们倾尽全力，也无法避免那些猝然而至的打击。在别处的校园，有些人没有能度过开学前的最后一周，他们对世界的绝望深深冲击着我们，进入我们的谈话和梦境。哪怕我们决定不再去想它，但对时代和人生的不能把控之感却潜入了日常生活。于是我们想要抓住更多的东西，起得更早、写得更多、发誓一定要练出两块腹肌，把自己变得更强大。我们将自己摁进这些任务，以免遭遇那些在楼头晃荡、一无牵挂者的命运。

        但这样怎么够呢？寒假里我第三次读《玻璃球游戏》，距第一次读已经有八年之久。以前我把这本书完全读作克乃西特本人在属灵王国与世俗王国之间的孤独求索之旅，但这次阅读中，另有一些面孔从背景中浮现出来。在在克乃西特接受任命的仪式上，老音乐大师从远方赶来，想给这个孩子送一份礼物，但又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弹琴没有把握，于是他站在会场的角落，为管风琴手翻动乐谱，同样心满意足。克乃西特之所以能够承受住长久的怀疑和震荡，是因为在他的人生中永远有人护航。哪怕他们年老去世，“必有人为我守候”的信念却长存于心。克乃西特最后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孩子的护航人。他没能摆脱溃败和焦灼，却在这个充满了溃败和焦灼的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自杀消息漫天飞舞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如果他们能够再捱过一周，当空寂了一整个寒假的校园重新被人声和车流塞满，有没有可能，他们会重新找到与他人的联系，并通过他人，重新接受世界？我无法向他们质询，正如无法向明天就要上第一节课的班级质询，去年冬天走失的那个孩子，是否依然以某种方式活在你们中间？
        也许我们什么都不能直接谈起。但明天，在那间看得见远山的教室里，我们也许可以花五分钟读一下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向心中的某个角落悄悄问一声：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